悲情城市-侯孝賢

我是《中央日報》沒落的罪魁禍首

　解除報禁是台灣政治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自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起實行的報紙登記限制和一九五五年起實行的報紙增張限制，在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正式走人歷史；更重要的變化是，對報道內容的管制開始不再名正言順。作為台灣解除報禁的核心當事人，邵玉銘對此感觸良多。

　　沒有任何反對性指示

　　一九四九年到台灣後，國民黨對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國外留學機構都講自由民主，講了三十八年，做了沒有呢？不能再拖了，開放太早，還沒有準備好，恐怕不能掌握全局，會產生混亂；開放太晚，民進黨他們黨外人士會鬧事。後來就有了經國先生的四個步驟：開放黨禁、解除戒嚴、開放老兵大陸探親和解除報禁，在一年半之內循序漸進。

　　開放報禁時，他們叫我不要問太多，只問「行政院長」俞國華有什麼樣的指示，我需要注意什麼事情。我要弄清楚他們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是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十還是百分之一百地開放？俞國華沒有給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說，你看著辦，你認為該怎麼開放報禁你就怎麼做。

　　我們首先開放的地方是「警備總部」，戒嚴時期它負責文化審檢工作，解除戒嚴以後，這個單位就不管這些事了，都歸「新聞局」管了。開放老兵探親就更不得了了，後來過去的不都是老兵了。特別是學者，帶回來一夫堆夫陸的山版物和資料。戒嚴時，這些資料都要被沒收上來放到圖書館的專櫃裏鎖起來，要用的話你自己來看，來看的時候只能抄，不許你影印，不許傳播。

　　剛開始的時候肯定有些灰色地帶，開頭我也在摸索，後來就正武開放了。除非上級主動問，我不請示。我也沒有得到任何的反對性的指示。這些大陸的出版物也沒有人再檢查了，慢慢地全部放開了。

　　凌峰和悲情城市的挑戰

　　那時雖然是解除戒嚴，但是並沒有允許去大陸做節目。但台灣歌手凌峰跑到大陸做節目《八千里路雲和月》，在電視上一播，台灣觀眾看到蒙古、西藏都很新鮮，這時我們所謂的安全單位常常會打來電話，說凌峰拍的都是大陸陽光的一面，應該拍一些陰暗面，讓我去跟凌峰交涉。我沒有那麼笨。我們的政府雖然已經開放，但是有些官員心理上還沒有適應開放。

　　有一部電影叫《悲情城市》講「二二八」事件的，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根據規定，得過國際獎的電影，不僅要在台灣放映，還要發一百萬元的獎金。以前電影的審查是公務人員來做，我說這次我們不要政府來審，他們一定會從嚴，而要找社會公正人士。我從學術界、電影藝術界挑選了二十一位人士，結果他們全票通過《悲情城市》。

　　那年國民黨選舉還是贏了，但是也有小敗，「行政院」會議上就有人批評我。我是當時的「新聞局長」，所以所有的問題都變成了我的問題。我的處理方法就是民主、自由和開放，我們要贏得人心。既然民主到了這個地步，你要是再壓的話，「立法委員」、報紙和知識分子一定反彈，政府受不了壓力，又會妥協，那還不如一開始就不管算了。

　　《中央日報》沒落，我是「罪魁歊首」

　　報紙一開放，記者什麼都寫，罵這個批評那個，他們不找報紙老闆，找我們「新聞局」。有人跟我講，你乾脆出個《記者法》來管這些記者。我心裏想，第一個，有民法、刑法，你當事人不滿意你去告我們，美國也沒有行政機關管媒體的。假如攻擊的是個人，這個當事人要去法院上訴，我們行政機關不能來替你辦這個事情，這不合民主程序。

　　大概是在一九九零年，我陪李登輝去新加坡訪問。新加坡把台灣媒體管得很嚴，李登輝和我去的地方都不讓台灣媒體跟著。這些記者很無聊，就打電話問大陸駐新加坡的大使，請他就李登輝訪問新加坡發表評論。新加坡政府叫我管一管這些媒體，希望他們不要搞得太過頭，但沒有人聽我的。那時既解除戒嚴也開放報禁了，禁止報紙報道是違法的。

　　《中央日報》是台灣的第一大報，它一直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但是二零零一年我去的時候，形勢就好比是船都快沉了叫我去救這個船。《中央日報》鼎盛的時候一千多人，我去的時候只有三百多人。因為它是個黨報，假如說它有第一手資料，當然很牛，但政治民主化後，其他兩大報的消息很靈通，有時候國民黨有什麼消息也先給人家講。

　　實際上《中央日報》的沒落，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解除報禁的結果，我是「罪魁禍首」。《中央日報》的結束對於我來講，反而証明中國國民黨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個指標。

（邵玉銘／文）